是时候履行对老年人承诺了

• 2026-1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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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月如梭，曾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广泛传播的“只要一个孩子，政府来养老”的口号，如今已成为历史的回声。随着当时响应计划生育政策的那一代人逐渐迈入老年，政府也该兑现当年的养老保证。尤其在那些独生子女去世或因重病无法承担赡养责任的家庭中，亟需政府给予一定的基本生活保障。

早在2017年，全国人大代表邓三龙便提出了完善独生子女家庭养老政策的建议，以回应当年人们的期盼。这个历史责任并非空穴来风，1980年中共中央发布的文件强调了生育控制，并指出随着社会的发展，福利和保险将不断完善，目标是确保老年人的基本生活得到保障。这对当时鼓励少生的政策承诺其实包含了对老年生活的责任，也明确了政府应对养老问题的介入。

地方政府也在相关政策中为特殊家庭制定了详细的安排。1982年《浙江省计划生育若干问题的规定》指出，对持有独生子女证的年迈村民，要给予经济和生活上的支持；如果独生子女已经去世或残疾无法赡养老人，社会保险制度应提供必要的保障。同年，北京市的规定亦强调了，农村年老且失去劳动能力的独生子女家庭应得到与无后老人的同等照顾。这些措施表明，政策制定者清楚意识到生育限制可能带来的长期养老风险，并曾计划通过公共保障来分摊这一风险。

今天，我们再次要求政府履行其历史责任，尤其值得关注的是，1980年公开信中提到的“未来四十年”的展望——这一时间节点早已在2020年到来。根据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的统计，农村的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制度涵盖了2766.7万符合条件的60岁及以上老年人，包括独生子女家庭和双女家庭等，显示出庞大的养老需求。

最为急需保障的，是那些失去独生子女或独生子女因伤病无法照顾父母的老人。根据相关数据显示，在2025年计划生育家庭特别扶助制度下，约有217.8万人获得支持，这个数据还包括了多种情况，因此并不能准确反映失去独生子女老人的数量。与此同时，独生子女因病失去照顾能力的老年人数量也尚未被行业统计所明确，政府应建立透明的登记制度，确定需要帮助的真实人群，并尽快落实扶助措施。

在家庭结构中，父母一生的心血与期望往往投资在唯一的孩子身上，结果却有可能在年老时失去保障或面临照顾的双重压力。这种对养老支持的高度集中，正是政府以公共利益介入家庭生育决策后应当承担的后果。尽管现行的放宽生育政策已无法逆转过去，但建立保障体系的责任依然在于政府。

面对这些挑战，现有的特别扶助制度虽然已经体现出一定的责任意识，但仍然不足以回应所有老年人的需求。当前独生子女死亡家庭的特别扶助金为每人590元，伤残家庭为每人460元，这样的支持对于缺乏稳定收入、同时还面临治疗和照护开支的老人来说，远远不够。

我建议建立一个全国性的专项养老保障，面向那些符合计划生育政策并已逾60岁、独生子女去世或因重病长期无法赡养的老人，提供每人每月2000至3000元的生活费，并根据物价和基本生活成本进行调整。这种方案可以在现有的特别扶助制度基础上完善，使已有的特别扶助金计入新标准，实现政策责任与个人积累的清晰归属。